文 |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 李丽华

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，长期存在的思维惯性是将安全视为发展的代价或成本，似乎加强安全必然要牺牲效率、挤占资源或限制自由。这种零和思维并不符合现代风险社会的运行规律，也低估了安全体系的能动价值。事实上，安全不仅保护发展成果，还主动服务发展、赋能发展。安全服务发展是进一步贯彻统筹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生动实践。

第一，安全与发展：从对立到共生。传统的安全管理往往带有“守夜人”色彩，即划定边界、设置门槛、事后追责。这种模式在工业时代具有一定合理性，但在高度复杂、深度互联的信息化时代，其局限性日益明显。风险不会因为边界的存在而自动止步，发展也不可能在真空孤立推进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，在认识论上，完成了一次重要跃迁，即不再将发展和安全视为需要权衡取舍的两件事，而是要求将它们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。这意味着，安全工作的目标不仅仅是“不出事”，而是要通过塑造稳定的制度环境、降低系统运行的不确定性、增强社会主体的风险应对能力，从而为发展创造更优条件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安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。它的供给质量直接影响市场预期、投资信心、技术扩散速度乃至国际合作的深度。当一个国家能够提供高水平、可预期的安全保障时，就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制度性优势。反之，如果国家安全体系薄弱、风险频发，发展就必然受到掣肘。

第二，法治与科技：安全服务发展的两条主线。要让安全真正服务于发展，就必须有清晰的实施路径。当前，我国主要聚焦法治化与智能化两条主线。在法治层面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》为各领域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，而《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规标志着安全治理进入了精细化、规范化新阶段。这些法律文件同时承担界定权利边界、明确合规路径、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。清晰的数据安全规则，意味着企业可以更准确地评估风险、安排投入。隐私和数据保护增强了个人参与数字生活的安全感，释放了消费与创新的活力。在科技层面，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主动防御，到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评估，再到人工智能伦理与供应链风险的监测预警，以技术对抗风险、以智能管理智能体系正在形成。这套体系使“十五五”期间大规模推进产业数字化、智能化，不至于因安全短板而陷入停滞或频繁发生系统性故障。科技手段提升了安全能力的服务水平，使其不再是被动的闸门，而是能够实时感知、动态响应、主动调节的智能系统。

第三，人的因素：安全意识作为生产力。法律和技术最终都要通过人发挥作用。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提升是安全服务发展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。大量安全事件并非源于外部攻击的高超技术，而是源于内部人员的疏忽或违规操作。低水平的安全意识本身就是发展的障碍。它要么导致事故频发、损失惨重，要么迫使管理者采取过度保守的封闭措施，窒息创新。因此，提升国家安全意识与技能不是附加任务，而是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公众需要通过持续教育和演练，使风险辨识、信息保护、应急响应成为日常习惯。高校需要依托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，培养懂技术、通法律、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。这些人才不仅负责“防守”，更要参与战略规划、风险评估和决策支持，让安全思维从后端走向前端，从成本中心走向价值中心。

总之，安全服务发展不是口号，而是分析框架和行动指南。它要求摒弃发展和安全的零和思维，承认安全体系的主动性、生产性和赋能性。在“十五五”时期，随着技术变革加速、国际竞争加剧、社会运行日趋复杂，安全服务发展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行稳致远。高质量安全不是锁住车轮的刹车，而是确保车辆在高速行驶中不会失控的底盘与转向系统。这正是安全服务发展的最终指向。

（本文刊登于《中国信息安全》杂志2026年第4期）